1960到70年代被美国学者封为「高教基金的黄金年代」，许多圈内人至今仍嚮往着。当时包括福特、卡内基、美国教育部促进高等教育卓越专案基金（Fund for Improvement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, FIPSE）及其他基金会的典型做法都是抛出一个大方向，交给某个学有专精的学者或院校机构负责执行，也就是说，当时这些基金会授权合作的对象都是能够独立研究思考的学者专家。
但在现在的新模式之下，这种个人意见很多的学者可能变成一种负担。「我们这些教授被称为是最难搞的合作伙伴。」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，同时也是研究学术捐助的学者史坦利‧卡兹自我解嘲说。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知，只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只肯照自己的时间表做事。」于是，照卡兹的说法，基金会开始觉得「出钱的最大。我们要改找听话的人，我们付钱叫他做什幺、叫他什幺时候做，都要乖乖听我们指示。」
卡兹和其他学者与学校行政人员对盖兹基金会的表现颇有微词，他们认为该基金会虽然才刚涉足高等教育领域，却自以为很懂、好像已经找到高教改革万灵丹的样子。「他们未经实证就自己做出事前判断，然后投入一大笔钱去冲大学毕业率。」他说，「说得公平一点，他们还是会做事后评估，如果行不通，再来看看要怎幺修改。但我认为这种做事方法根本是本末倒置。」
盖兹基金会的高等教育负责人丹尼尔‧格林斯坦承认他们还需要「加强板凳深度」，僱用更多在大学教育领域有经验的人。格林斯坦本身是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，曾担任加州大学系统的副学术教务长，后于2012年加入盖兹基金会。他坚决否认盖兹基金会是一意孤行地砸钱实施自己的理念；反之，他认为，盖兹基金会致力于扶植正在高教领域形成的创新概念。格林斯坦指出，盖兹基金会做的是影响层次较高的事情，希望藉各州州政府或类似的「完成美国大学教育协会」（College Complete America）等团体带动学校，但许多学校则希望盖兹基金会能提供「让我们的声音被公众听到、被公众讨论」的机会。格林斯坦也强调，盖兹基金会虽然起步不久，还在探索阶段，但他们会持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。
「要说我们垄断机会、操纵全局，这是子虚乌有的事。」他说，「这是不可能的。」
译者：魏瑀娴
本文章来源于台湾教育部，请我们一起了解下台湾教育的一些情况吧。
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样，有着浓厚的重视兴学办教的传统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，就在台湾开始兴办教育事业。17世纪中叶，在孔庙设立“太学”，陈永华为“学院”，也是“太学”的主持人，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学校。陈永华不仅自己鼓励乡社办小学，还重视高山族的教育，鼓励高山族送子弟入学。清政府治理台湾后，更重视台湾的教育事业，在台湾逐步建立府学、县学和社学，历任巡台长官都兼任台湾的学政（教育长官）。福建巡抚沈葆桢入台主持防务后，为发展东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，指示举办“番学”，从此高山族的教育得到了重要发展。台湾逐渐建立起包括“太学”、府学、州学与“番学”在内的初步教育体系。当时的“太学”，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；府设府学，州设州学，可以说是一种中等教育；乡社设社学，即乡塾，为初等教育；“番学”为少数民族教育。同时台湾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。
台湾建省后，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推行革新，在教育上先后设立了“西学堂”、电报学堂等学校，已具备现代学校的雏形。如西学堂有较完备的设施，课程不再限于儒家经典，还设有外语、历史、地理、测绘、算学、理化等。这些措施，为台湾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台湾教育的起源
1630年代，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台的传教士干治士（出国留学网www.liuxue86.com）利用罗马拼音将台湾新港附近的平埔族语言文字化，并利用该文字开堂教授圣经。该文字因为 东印度公司传授于平埔族新港社，所以称为新港文或新港文字。
1636年，荷兰传教士罗伯图斯·尤钮斯（RobertusJunius）更开始在新港社创立学校招收平埔族学童，教授新港文、圣经与罗马文字。后来，南部平埔族大社中，通通都有类似由传教士设立的教育机构。这些学校，就是台湾教育的启蒙。
